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不仅重视文化所提供的工具，同时也关注文化规范和社会实践是怎样影响儿童所进行的活动，怎样影响他们的学习机会的。比如，整个社会决定了是否存在着正规的学校教育，如果存在，学校教育是不是义务教育？文化规范会影响儿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婴儿的日常护理、儿童的照料安排和对工作、学习和游戏的期望等。
不同种族之间的跨文化比较和深度研究已经揭示了不同文化群体中的儿童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度过他们的童年生活的（Gaskins，1999；Stevenson & Stigler，1992）。即使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相似的社会中（如在所有儿童都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工业社会），儿童们的一般活动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曾经有一个研究比较了来自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北部城市）、水原（Suwon，韩国）、奥布宁斯克（Obninsk，俄罗斯）、塔尔图（Tartu，爱沙尼亚）这几个地方儿童的日常活动。在各个城市中儿童化在歌中所考察的活动中的时间量存在着差异，这些活动包括玩耍、上课（正式和非正式的课程）、工作和谈话（Tudge等，1999）。玩耍在这四个城市中是最普遍的活动，但是他们玩耍所花费的时间却是不同的。韩国儿童花的时间最多，俄罗斯的最少；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儿童比韩国和美国儿童花更多的时间在功课和工作上；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儿童相比，韩国儿童花在谈话上的时间更少。所以，不同文化中儿童的一般性活动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在上面的四个城市中，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儿童，除了工作以外，在其他活动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总的来说，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花费更多时间在功课和谈话上，而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花更多的时间去玩耍。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群体，既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来定义，给儿童提供了不同种类的学习机会。
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父母、教师和儿童的其他照料者们为儿童组织和选择了他们认为适合于儿童的活动和社会交往。有时，这些选择在脑海中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例如，北美的父母安排他们的孩子学习音乐课程、参观儿童博物馆和图书馆。但是，有些活动和社会同伴的选择却常常没有明确的意向要促进儿童学习。
活动和社会同伴的选择没有明确意向促进儿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女童子军（Girl Scout，这是一个5~17岁女孩参加的组织，在美国很多女孩子都参加的。女童子军有两大活动，孩子们会很认真对待。一个是cookie sale，另一个是慈善募捐救济穷人-people in need。相应的，在美国也有Boy Scout。——编者注）队员甜饼销售活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团队筹钱。为了参与其中，童子军队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技能（Rogoff，1995；Rogoff，Topping，Baker-Sennett,&Lacasa,2002）。通过与团队的领导者、父母、顾客和其他儿童的直接交往从而产生了学习过程；也可以通过使用由他人发展起来的工具而进行学习。例如，用色码订单来显示各种甜饼分别销售了多少，还欠多少钱；通过计划甜饼外卖路线而学习；通过顾客给订单付钱时找零钱的计算而进行学习；通过尝试不同的销售策略而学习等等。当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时，儿童不仅获得了技巧，也获得了价值观：责任感、礼貌、效率、精确和机敏。这些价值观和技巧并不是甜饼销售活动的明确目标，但是，他们却是在追求他们的主要目标——赚钱的过程中获得的有用的“副产品”。不同的文化提供了不同的学习活动，但是在所有的文化中，儿童都是通过参与反映社会价值观的活动，学习了很多的价值观和技能。
——摘自《儿童思维发展》第四版P.124
